互联网保险终结“裸奔”时代

[4] ［日］沟口雄三：《中国的冲击》，王瑞根译，孙歌校，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第132页。

《孟子·告子上》所谓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人的意识是一种我意识到某物义的自我意识。

在现代的学术背景下，一方面，儒学的研究借助于西方哲学的观念和学术规范，已是势所必然。此羞恶之心对于引导反思本心、捍卫人心之善性、践行道德以达德性之实现，具有重要的工夫论意义。以情应物，被理解为人心关涉自身及其周围世界之原初性的方式。而从其学说下学与上达贯通的理论完满性意义上，我们则必须说，他是一位彻底的儒家。哲学当然要追求普遍性和超越性。

儒家的性善论乃以人具有先天道德性指向的本然之才具为其根据。于是汉唐儒又有性善情恶之论。他指出：通经将以致用也，不可以执一也，不可以嗜琐也。

所云子云、子曰、子言之曰皆子思子也。简朝亮认为：伪者以为人心危而道心微，故道精于一，惟精者在唯一焉。在简朝亮看来，郑玄把王若解释为周公以权称王，把摄解释为周公摄位而非摄政，导致后来的政治历史循此以为僭政之合法性依据，对于以书明教的经学教化起到了严重破坏，亦与《春秋》中提供为文之法相违背。在《国粹学报》第二期上，邓实、黄节刊登了简朝亮就《新学伪经考》一书写给康有为回信，信中书道： 足下攻古文而决其罪于贼歆，尊今文而决其传于孔子，仆以为六经之遗传者，或失学者不察，则今文亦贼歆也。

以民非君无能相与安也，道在尊君也。陈少明指出，后经学时代至少包含两层意义，其一，在社会政治层次上，经学失却其合法性依据的地位，中国社会形式上走上法理化的时代。

其在《礼记》中者，《坊记》《表记》《缁衣》，其别皆称子言之。在朱次琦看来，无论汉学、宋学，还是今文经学、古文经学，由此衍生出的训诂、考据、微言、义理等诠释方法和解经范式，都应平等地视作经学自身发展下的衍生产物，后来者一旦跳脱前者，亦即将其中某一种方法作为唯一诠释范式，不再考虑其他诠释范式及其所揭示的相关经学价值观念，都将破坏经学的体用一源性及其诠释的开放性。因此，国学与经学的问题，过去、现在及将来还会不断被提出23。在朱次琦看来，经学的诞生源自秦焚书过后的典籍整理，故经学的初始功能自然更接近清代汉学偏文献整理的面向。

四、结语 桑兵指出：经学在中国，从来不是纯粹的学问，在国学的包裹下，对外还有显示国性的一面。书教宜明，则孔子所谓其国教者宜明也。但西学的冲击，促使后经学时代的经学诠释从古今汉宋之争走向中西之争，经学应该如何回应？ 在简朝亮看来，汉宋今古之争不能脱离经学历史上出现的典型范式，经史之争与中西之争则仍要从经学作为中国之学主体性的话题展开。三、走向后经学时代的经学诠释 晚清以来，中国学术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经学确实如九江所言，已历经数次变之变者，其最主要变化，是从古今汉宋之争进入到中西之争的问题上来。

二者在五学中次序，表明汉宋学都应该统一于经学的头脑之下，皆不可独大。首先，朱次琦看重的即不是汉学中考据训诂方法，也非理学中纯粹的形上学，而是二者之中可为经世之用的部分（汉学中取经世相关经济学、地理学、政治制度学等学问，被其统筹在掌故之学下。

4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41页。又指出：朱子之说，其于文也，则误之乎伪经。

虽然顾炎武、方以智等学者在清初便发出以经学即理学藏理学于经学等兼采汉宋、以经学促经世的先声，但清代学者在大力扩充经学作为注疏之学体量的同时，经学过往面向个体提供教化的简易特质也在追求训诂明而义理明的客观化研究中被替代。回望九江学派三代学人，其所提供的经学诠释范式尊重过往诠释历史提供的经法，但又不以其中某一家一派，某一种方法、范式作为唯一标准，从以经学为主体再到知识谱系扩大化背景下以国学、哲学、艺术学等新学科范式下的经学诠释，九江学派所提供的参鉴意义或只在于我们文化上的自主地位，即不是‘复古，也不是‘全盘西化，而是要使我们自身文化的根基牢固，根深才可以叶茂，必须坚持文化自主性，并且也要充分吸收其他各民族的文化滋养我们自身。【2】这里，朱次琦提出《礼记》中的小学概念进以与清代汉学强调六书小学进行区别，其朱子《小学》，小学之道一句，尤其反映了他所强调的小学不是进入经学研究的工具学问，而是理学家从经学中提炼出的面向个体进行教化的修身学。25 景海峰：《儒学与诠释》，《国际儒学》2021年第1期。朱次琦、简朝亮二人的经学观念重点抓住了清代经学自身的发展脉络和症结，也留意到史学、子学等新知识谱系扩大等问题。《论语述疏》则以朱子《论语集注》为核心，结合汉宋经学注疏史的成果，从经文文本出发，重点辨析了朱子《论语集注》与何晏《论语集解》、皇侃《论语义疏》、邢昺《论语疏》之间的差异，进以对其背后牵涉的汉宋义理冲突进行诠解。

必知诸经有逆而倒叙，断而遥接之文，然后《雒诰》之义皆通。【24】而经学诠释的工作仍将继续下去，因为经的意义完全建立在广义的诠释的基础之上，没有解释，便没有经典。

为子事父者，教之事其家之主，以死报其家君而为孝。【16】章太炎从殷周制度的角度论证周公称王是制度使然，此一论点民国以来，如钱穆、王国维等学者均有类似考证。

郑氏释此经者，不释约焉。【18】这一解释已不再是任何今古文经学传统之中可见的经法，章氏直接以民国完全西化政治制度比附传统，无疑逸出了经学之外来解释经典，反映了晚清民国以来经学诠释的新特点。

《大戴礼》曰：‘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小学，学小艺焉，履小节焉。夫君幼而臣摄政则可，摄位称王则不可，《春秋》所以不书隐公之摄位也。西学冲击下，经学迎来新的挑战，简朝亮在与康有为、章太炎的今古文经学诠辩中提供的解经范式，既不同于传统理学家，也非今古文其中一家可以界定。体朱子之意，求汉学之是，以明孔子之书，辩序而察之，使僞古文不得托于序也，其可乎？【15】 在简朝亮看来，鉴别《古文尚书序》为伪的方法即应以经法为标准，表现在《康诰》《大诰》篇中，即是今古文经学争论日久的周公居摄的问题。

后世反之，所以天下莫弱也。在谈到古典传统的君与民的关系时，简朝亮认为：凡经之言民者，言民心，言民生，而皆期民服。

康有为、梁启超、邓实、黄节等九江学人在打通汉宋今古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尝试借助哲学、政学、国学、美术学等新学科范式呈现经学精粹，为后经学时代的经学诠释提供了参照。而《公羊》以祭仲废君为行权，则董卓、司马师、孙琳、桓温皆权道也，不亦贼歆之类乎？释《公羊》者，言王鲁新周故宋，此《明堂位》王鲁之谬也，而足下之攻《毛诗》也，言其不知三颂为孔子寓王鲁新周故宋之义。

朱次琦立足于清代学术发展的宏观视野，不以汉学、宋学一家自居，从门户之见、方法之别、经世内涵三方面，回应明末清初以来藏理学于经学进程出现的诸种弊病。清代是继汉代之后经学发展的第二个极盛时代，汉学家求之训诂的经典诠释方法加之西学的冲击与影响，使经学过往作为一种一体之学的教化意涵及其诠释范式在学科精细化的过程中逐渐削弱和弃用。

经的意义的生成是在解释中实现的，经义的丰厚化和辐射力的增强也要不断地解释来完成。这一特点体现了简朝亮与朱次琦相一致的经学观念。23 桑兵：《国学形态下的经学》，《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6期。简朝亮带有古典理想主义的政治伦理观念，无疑与清末黑暗的政治现状有着明显的冲突。

他有意阐发古典经学中固有的经法，彰显经学对于现实的批判和指导功能。简朝亮的另一位弟子邓实，则在《国粹学报》停刊之后，和黄宾虹等艺术家编纂了中国最早的一部以美术观念整理中国古典艺术经典著作的大型丛书《美术丛书》。

沈约谓此皆取于子思子，有徵哉。朱次琦说：程子谓《大学》《中庸》《学记》精粹无可议。

16 章太炎：《与简竹居书》，《太炎先生尚书说》，中华书局，2013年，第218页。而或平之曰：汉学长训诂，宋学长义理，斯不争矣。